赵春秋
   古人说：“画如其人”，说的是绘画与画家的关系,一幅画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画面，同时也反映出画家的精神、品格和学问修养。画家只有具备一流的人品、学问、修养才会创作出一流的绘画作品,才能达到绘画中物我两忘、天人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。所以，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说:“ 画家六法，一气韵生动。气韵不可学，此生而知之，自有天授，然亦有学得处。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胸中脱去尘浊,自然丘壑内营,成立鄞鄂,随手写来,皆为山水传神。”他认为绘画虽然要靠天赋，“然也有学得处”，也要靠后天的努力。怎么算是后天努力?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便是妙法。所谓“读万卷书”，说的是画家应有多方面的文化教养，是绘画能否有“士气”的重要关键。“行万里路”即所谓的师造化，还包含着对人生的阅历体验。大量阅读典籍提高各方面的修养,深入体验大自然领会古人笔墨的由来和妙处，开阔眼界, 充盈内心，胸中自会“脱去尘浊”，“随手写来，皆为山水传神也”，进入神奇的艺术境界。只有通过学习,体验大自然,提高思想、道德、人品、境界的全面修养,开拓胸襟,方能超然物外,融万趣于神思,畅神于天地之外。他在《容台别集》中又反复强调说“不行万里路，不读万卷书，欲作画祖，其可得乎?”。
     董其昌倡导的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艺术思想，极大地影响了其以后的书画艺术的发展。在这种艺术思想的指导下，董其昌开辟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新时代，把中国的文人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董其昌的画集历代诸家之长，在充分学习前人笔墨技法的同时，融注了自己的审美感受和生活体验，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崭新的艺术境界，也为后世的画家树立了一个典范和榜样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被后世画家奉为圭璧，成为画家努力提高创作水平全面提升作品档次的不二法门。
画家为什么要提高文化修养
    中国绘画美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之上的，中国传统审美标准完全由文人来制定，这一特点注定了文化在艺术创作和鉴赏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。中国绘画有匠体和士体之分，一幅作品格调的高雅与低俗文化修养的高低来决定，而不是以画面视觉效果来判断。创作者是文人，随便一抹也会被认为是好的，倘若创作者不是文人，就是画的再好，再精致，也会被认为“虽工亦匠，不入画品”。
    这句话是清代画家邹一桂在《小山画谱》里说的，原文是：（西洋画）笔法全无，虽工亦匠，故不入画品。”意思是西洋画不像中国画那也讲究笔法，虽然工整精致但流于匠气，所以不能入画品。这话主要是针对康乾时期的著名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的作品说的。郎世宁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，清康熙帝五十四年（1715）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教，被康熙皇帝召入如意馆，成为官居三品的宫廷画师。他用西洋的透视技术和写实技法融合了中国画风格，创作出一批迥异于传统中国画的作品，深得康熙，雍正和乾隆皇帝赏识。但中国本土画师对郎世宁的画作并不买账，从邹一桂这讥讽的口气和略带酸腐味的话中，可以看出中国本土画师的对郎世宁的不屑和对“匠气”画根深蒂固的鄙夷。所以，后来人们在评价一些画得好的匠体画的时候，往往就用这句话来予以贬抑。
     这种“崇士抑匠”的思想在艺术界由来已久，已经根深蒂固，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、道思想对艺术的重大影响。

   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“重道轻器”，道与器是一对哲学概念，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老子云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还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——道不能用通常的语言描述，但仍可看出，“道”是先天地而生的万物本源，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，发展到后世就形成体系严密的道统；对于万事万物，则有为学之道、为官之道、武学之道，逐渐演绎为根本原则、最高准则和遵循的规律。“器”作为“道”的他者，指各种派生、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。如果说“道”存乎法则，思想境界层面，那么“器”则属器物层面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“道本器末”，强调“以道御器”，要让器服从于道，服务于道。关于“道”与“器”的关系，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较有代表性，他指出：“所谓‘道’，即‘形而上者’，是万事万物与人性之本源，是治理国事之本；作为一种学问，‘道’是‘一语已足包性命之源而通天人之故’的原理之学：所谓‘器’，即‘形而下者’，是万物，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的后天形器之学。”